今天，敬请收听第三十期，由学生党员伍梦蝶诵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于1925年12月1日，当时正值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时期。第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不注意斗争策略，堕入空想和妄想，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人手，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制定出民主革命时期“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正确革命策略。        一、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划分社会阶级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地位即社会资料的占有和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态度，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基本上也是按这两种标准对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的。
        “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毛泽东分析社会各阶级的标准。对于这两个标准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但是毛泽东的经济地位和列宁所指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他所说的是指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准。比如文中在分析小资产阶级时说，小资产阶级的右冀是有余钱剩米的;中派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但须起早散晚方能维持生活;其左冀原来是所谓殷实人家，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还有在分析半无产阶级时所说的半自耕农的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青黄不接时要高利向人借贷，比自耕农境遇要苦;一部分贫农生活苦于半自耕农，每年劳动自己只得一半，必须种杂粮饲猪鸡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另一部分贫农更苦，送租之外，所得无几，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小手工业者家庭负担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不相称，有贫困和失业的恐慌;小贩本小利微，吃着不够;雇农劳动时间长，工资少等等，这些描述所讲的都是拥有财产的多少，吃穿待遇的好坏，总之是生活状况好坏问题，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毛泽东着重从贫富差异和生存状况上来区分不同的阶级，是因为他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革命力量。因为生活状况可以直接决定人们对于现状是否满意，从而决定他们对于变革现状的革命运动持什么态度。
       在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中，毛泽东更注重革命态度这一项。在分析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都谈到了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比如说大地主买办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对革命持怀疑态度，中派对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不肯贸然参加，但也绝不反对革命，左翼在革命运动中具有推动革命的作用;半无产阶级中的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但不及贫农，贫农、店员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等等。这都说明毛泽东在阶级分析时关注的重点是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动向以及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阶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政治范畴，而不是经济范畴，而这正好与区分敌我相吻合。敌我是政治概念，区分敌我，首先要看政治态度，也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强调革命态度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使得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其一是对中间阶级两重性的准确把握。例如毛泽东看到:“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二是对阶级关系动态性的及时把握。例如毛泽东看到:“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看到中间阶级的两重性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性，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革命策略，从而可以能动地驾驭革命形势。
       强调生活状况甚于生产关系，革命态度甚于经济地位，使得一些特殊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历史上的作用发生变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游民无产者这个角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 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毛泽东从生存状态和对革命的作用方面来看问题，对这部分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醒我们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当今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内的一些政治现象。